凉山军分区弘扬先锋力量专题座谈会举行

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对外交流活动，为社会主义新法学储备了人才基础、平台条件、生存和发展空间。

在微观方面，苏力的本土资源论强调了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法律经由立法而产生，大多是人为理性、计划的产物，与经由演化产生的非正式制度相比，对社会而言具有外在性。

组织的功能在于社会成员按照某种形式、准则形成联系并产生出行动。在实践的领域，第三世界国家遭遇挫折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建立的法律和制度无法改变或取代既有的、与国家改革目标不符的非正式制度。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法治的本土资源问题，引发了巨大的反响。这决定了社会对秩序的需求、面临的问题具有区域差异和文化多样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中国百姓的韧性和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容纳、消化了改革中的失误或不利后果。政治方面废除了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乡镇政府，实施村民自治。组织犯、教唆犯和帮助犯，与实行犯一样都是共犯。

在我国刑法中，对于共犯与正犯的关系而言，极端的从属性和极端的独立性并存。因此，惹起说认为共犯行为本身就是构成要件行为，可以独立于正犯行为而成为共犯的处罚根据。对于犯罪论体系来说，应当不仅能够正确地处理正犯，而且能够正确地处理共犯。贝林指出: 所以法定构成要件局限于实施符合法定构成要件行为的人，所以就要求法律特别规定‘教唆和‘帮助的概念。

在正犯和共犯的相互关系上，法律更强调前者: 共犯的可罚性取决于存在实现 全部犯罪特征的主行为( Haupttat) ，共犯因而只能因正犯的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和有责的行为， 在法律评价上只起到参与的作用。及至该书第五版，张明楷教授主张行为共同说，指出:共同犯罪是不法形态，共同犯罪中的‘犯罪首先是指不法层面意义上的犯罪。

扩张正犯论和限制正犯论都认为共犯符合构成要件，但扩张正犯论认为共犯符合的是正犯的构成要件，而限制正犯论认为共犯并不符合正犯的构成要件，它所符合的是修正的构成要件。因此，主观主义共犯理论虽然区分正犯与共犯，但对其采 取同一处罚原则，因而使正犯与共犯区分的意义大为降低。我国1979年《刑法》第26条第2款规定:被教唆的人没有犯所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另一方面，责任共犯论采用了诱使正犯堕落这样充满伦理色彩的用语，表明其具有道义刑法观的产物，而与现代法益刑法观格格不入。

限制正犯论认为，构成要件只包括正犯行为而不包括共犯行为，由此区分正犯与共犯。而我国刑法的共同犯罪概念中，却没有涉及正犯与共犯，因此，我国刑法中的共同犯罪是一个正犯与共犯的上位概念。基于目的行为论，韦尔策尔提出了包含主观故意的人的不法概念。例如江溯教授指出:无论是《唐律》还是前苏联的共同犯罪立法，都是统一正犯体系的立法。

在共犯论中，突出的表现就在于不像阶层犯罪论那样，为共犯理论提供构成要件、违法性和有责性这样广阔的理论生存空间，并形成不同学说的争论。例如，德国学者贝林在严格意义上区分正犯与 侠义共犯，这里所谓侠义共犯就是指教唆犯和帮助犯。

这就是所谓参与自杀罪。通过以上学术争论，对于正犯与共犯的关系更为明晰。

实现构成要件核心的行为即是实行行为，但预备行为、事后行为、协助行为等在广义上也是属于构成要件类型的行为。在极端从属性程度的情况下，此说当然没有问题。目前，各国刑法以采用限制从属形式的为主流。这种真实可能性只有在犯罪执行者自觉行动之下，才能成为犯罪的真实完成。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没有阶层性而具有对合性，因而四要件犯罪论体系可以称为对合犯罪论。但教唆犯是以被教唆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为前提的，如果被教唆人缺乏刑事责任年龄，则教唆者不能以教唆犯论处，而应当以间接正犯追究刑事责任。

例如夏锡仁故意杀人案，被告人夏锡仁与被害人吴楷容系夫妻关系，因吴楷容伤病，加上面临经济困难，两人产生自杀意图。例如，根据犯罪共同说，达到刑事责任能力的甲某与没有达到刑事责任能力的乙某对妇女进行轮奸的，因为只有甲的行为构成犯罪，而乙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因而甲乙不成立轮奸。

但在阶层犯罪论引入以后，从犯罪共同说到部分犯罪共同说，再到行为共同说，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例如部分犯罪共同说是在犯罪共同说的阶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根据部分犯罪共同说，如果数个犯罪的构成要件之间存在重合部分，那么在重合的限度内成立较轻之罪的共同正犯。

我国存在一个从对合犯罪论到阶层犯罪论的演变过程，在共犯论上同样出现了从 对合共犯论到阶层共犯论的转变。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指使、利用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或者精神病人实施犯罪，在刑法理论上称之为间接正犯或间接的实行犯。

例如主张纯粹惹起说的德国学者吕德森认为，没有正犯的共犯是否可罚，问题的核心在于构成要件上的法益对共犯是否受到保护。其中，因果共犯论对应于构成要件阶层;不法共犯论对应于违法性阶层，责任共犯论对应于有责性阶层。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从阶层犯罪论到阶层共犯论的发展。而客观主义共犯理论源自日耳曼法系的 加洛林纳刑法典第 177 条，该条规定: 明知系犯罪行为，而帮助犯罪行为者，则无论用何种方式，均应 受刑事处分，其处分按行为者之刑而减轻之。

因此，《德国刑法典》对共犯之于正犯的关系采用的是限制从属性说，换言之，即使未使正犯达到具有责任的程度，共犯同样具有可罚性。例如张明楷教授在其《刑法学》一书的第三版主张部分犯罪共同说，指出:二人以上虽然实施了不同的犯罪，但当这些不同的犯罪之间具有重合关系的性质时，则在重合的限度内成立共同犯罪。

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类问题尽管存在争议，但采用行为共同说的倾向也日益显露。只是，既然自杀本身不是犯罪，那么，站在共犯从属性说的立场上，也不能把参与自杀的行为理解为刑法总论上的自杀共犯。

共同正犯、教唆犯或帮助犯，参与他人故意之违法行为，即可处罚，与罪责无关。在上述特拉伊宁对苏俄刑法中的共犯的论述中，就明确指出共犯的刑事责任根据是客观上的因果关系和主观上的罪过。

我国学者提出的共犯二重性说，区别于德日刑法教义学中的从属性说和独立性说。该判决否定在高海明和郭永杭之间存在共犯关系，因为两者罪名并不相同。这种实施犯罪行为的间接性和承担刑事责任的直接性的统一就是间接正犯。在此，立法涉及教唆犯与被教唆者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共犯与正犯的关系。

在此，裁判理由根据死者吴楷容先提出自杀意图并要求被告人夏锡仁帮助其完成自杀愿望，而将夏锡仁的行为认定为帮助自杀。而在没有设立该罪的国家刑法中，教唆、帮助自杀行为并不是故意杀人罪的正犯行为。

近年来，我国少数学者明确主张采用一元参与体系。以上主观 主义共犯理论和客观主义共犯理论分别成为单一制和区分制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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